By 吐露詩社 Tolopoem | 2021-08-16 | 文學
過去數回詩文族，每次只聚焦其一。這次，作為稍息的中途總結，我們走遠些，略談國籍、民族、國家的概念，思索虛構的民族，是如何透過詩、歌、文被逐漸構織，並隨之變異而流動。
國家/國籍/民族
國族不等於民族（nation）。民族的形成雖然與國家（state）有關，但nation一字更傾向理念與政治想象的意識形態，包含了尊崇公民的理想。進一步來說，由國族延伸的國族主義、官方民族主義其實是服務當權者的一種類型，用以支撐上層階級的國內地位，與「民族」所暗含的群體理想意志背道而馳。安德森把nation定義為「想像的政治共同體」，一種文化人造物（cultural artefacts），建構在人類深層意識之中，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，而非與生俱來、天然存在的概念。
「它是想像的，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，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，和他們相遇，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，然而，他們互相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。」——亦即，我們透過想象力，與素未謀面的人建立了關聯性，由這種抽象的關係網絡所構成的，就是一個有邊界、有主權的、成員理應彼此平等關愛的共同體。
「政治愛」：
願為民族——人造物而犧牲？ 為什麼我們會願意為一個有限的想像體而犧牲？民族的屬性猶如家庭、膚色、性別或出生的時代等，具有不容選擇、與生俱來的特性。在這種自然而來的連帶關係中，人類也許會體會到宿命感，一種「有機的共同體之美」（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），從而，民族愛被理解為公正無私、不具有利害關係的，非常純粹的關係。為一個不是出於個人選擇的民族/國家（宿命）而犧牲，具有單純的道德崇高性。
詩/歌；語言/舌頭
「對於被壓迫者的語言的巨大隱私性的回應方式，不是撤退，就是進一步屠殺。」語言在漫長的歷史中浮現，跨越空洞的時間，使得我們每一個人與逝者產生聯繫。簡言之，印刷出版業促進了方言文字的了解與使用，進而藉由「讀者群」、「書寫者」的身份構建了最初的民族共同體概念：有一群（抽象的）人正與我閱讀同一個語言，儘管我們互不相識，但依然擁有相同的信念、理想。
方言（dialects）：
語言學上，方言指的是同一個語言的變種（variants），若兩種語言的演化到不能理解彼此時，已經屬於獨立的語言。而中國的所謂方言定義，包括閩南語、粵語，都是兩種獨立的語言（language），國語/普通話/之所以成為標準語，完全是出於政治的考量——假定使用同一種語言，某程度上可以增加民族主義的熱情。
侯孝賢電影《悲情城市》，講述1945年台灣脫離日治，恢復國民政府統治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。後天受傷聾啞的角色林文清，象徵了日語世代的台灣人被剝奪語言，並因國民黨打壓而失去說話的權力，乃至二二八事件的不可言說，台灣人在台語、普通話、日語（外省人/內省人/日本/台灣/中國）之間流離，造成身份及文化認同上的割裂，墜入失語無聲的絕境。
什麼是無國籍？
現代社會中，民族歸屬是一個基本、普遍的概念，如血緣、年齡、宗教。一般的理解是，所有人都與生俱來地擁有一個民族的身份。然而，事實上有一群人不被任何國家承認身份，不屬於任何一國，在國與國的邊境夾縫之間生活。
日本國內的「無國籍」：
2020年底，日本的無國籍登錄人數仍有1397人，未登錄的不計其數。
台籍華僑：陳天璽是在日出生、成長的華裔，雙親是留日的台灣「外省人」。1972年，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、日本三地外交關係改變，她喪失中華民國國籍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無國籍漂泊時期。自幼她深信祖籍歸於中華民國，卻因未曾長居台灣而不被承認戶籍，入境祖國時需辦理簽證。另一方面，她在日本土生土長，有永居權卻無國籍身份，回到成長之地，也要提交入國許可證明。
陳天璽提出的疑問是，無國籍本身，能成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嗎？同時，擁有國籍，卻對自己國家愛恨交加的人，也是另一種形式的「無國籍」嗎？
最後，引《想像的共同體》關於「齊唱（a capella chorus）」的部分作結：
「如果我們知道，正當我們在唱這些歌的時候，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樣的歌——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，也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，然而就在我們聽不見的地方，他們正在歌唱。將我們全體連結起來的，唯有想像的聲音。」
引用自：
陳天璽著、馮秋玉譯：《無國籍——我，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》，新北市：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年。
班納迪克·安德森著、吳叡人譯：《想像的共同體》，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21年。
編者：zita
本文經授權轉載自＜吐露詩社 Tolopoem＞專頁
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2021-2022年度吐露詩社
文學藝術
詩蝨晨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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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晨〉
鐵絲網灰的清晨
國境邊陲漫長如環形路軌
一群蝨似的人讀詩，眼睛
就越過水泥紅磚牆那崩塌洞口
看一顆圓形雞蛋大小的天空